去非洲当 “农业大拿”

　　2000年，只听到朋友说了一句“非洲生意好做”，泰安小伙子张谦卖掉了自己在东营的小照相馆，购进一批蚊香和铁钉，去了津巴布韦。

　　半个月后，张谦在首都哈拉雷街上租了一个小门面房，出售蚊香和铁钉。来他这里买东西的都是当地的官员、白人以及少数富人。津巴布韦蚊蝇肆虐，中国蚊香在这里很受欢迎，他在济南按每包4元人民币批发的蚊香，在这里可以卖到5美元;铁钉在这里也是稀罕物，人民币一毛钱一个进货的大铁钉，能卖到一美元。当时，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是1：8.4，张谦以此积累下自己的创业本钱。

　　为了扩大业务，张谦急需招聘一名精通当地财会制度的会计。他在当地报纸上登出了一则招聘广告，开出了每月一亿津元(相当于10美元)的“高薪”。没想到，他招聘来的美女会计蒙莱莱，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蒙莱莱告诉张谦，2000年之前津巴布韦的土地基本上掌握在4500个白人农场主手里，津巴布韦议会制定了法规，实行土地改革。政府规定白人最多只能拥有一个农场，多余的农场一律没收，分配给当地黑人。但得到土地的黑人缺少资金和农业科学技术，所以一些农民就出卖自己的土地：“你为什么不办个农场留在非洲呢?”

　　张谦稍一盘算，花了17万美元在蒙莱莱的老家南马塔贝莱兰省买下371英亩耕地70年的使用权，从此开始在非洲做起了“农业大拿”。

　　在非洲办农场不容易，要处理很多突发事件，还要防止农工罢工。张谦跟妻子商量之下，买来一台42英寸大彩电—这在当地可是稀罕物，又安装了卫星接收设备，搭起一座简易小礼堂。每天晚饭后，工人和邻居都拖家带口的来看电视，常常有上百口人聚在小礼堂。“让工人觉得我们这里好，离不开这里，他们就不会闹事了。”

　　津巴布韦旱季很长，人畜用水相当困难。在蒙莱莱的建议下，张谦请来了钻井队，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井。“打井花了15万美元，谁知打好后发现是一口优质矿泉水井。”于是张谦乘势办起矿泉水公司，把水装桶，运到哈拉雷和附近的几个国家，每桶售价高达5美元。

　　现在，在津巴布韦南部大平原深处，来自中国山东的年轻农民张谦仿佛过上了酋长般的日子：“400英亩耕地的庄园、15个房间的花园洋房、3辆名车、40余名农工、十几名佣人，还有一位美丽的非洲娇妻。”

　　从“苏丹第一蘑”到棉花蓝海

　　与张谦相比，滨州丰惠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范传钊的创业生活并非如是充满奇趣。在更大程度上，他顺应着当地与国内政策的变化，稳扎稳打地将企业做到如今。

　　得益于早期随中石油公司一同前往苏丹，当时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范传钊发现了在苏丹经营农场的机遇。“苏丹农作物价格平均是我国的3倍左右，工人工资却只有国内的1/3，这无疑是巨大的诱惑。”范传钊说，苏丹人少地多，土壤肥沃，租地价格较为低廉。

　　“非洲一些地区虽然贫穷，但投资机会很多，尤其在农业方面几乎是一片蓝海。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国内企业恰好可以借此大展身手。”常年在苏丹经营农场种植的范传钊说。

　　2002年，范传钊就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北近郊开办了一家农场，为当地华人提供蔬菜。他培育的“苏丹第一蘑”还吸引了苏丹农业部官员前去洽谈合作。

　　经过多年的发展，他的农场目前已拥有数百亩土地，近百名员工，是苏丹惟一拥有大型冷库的农场。其农场主要服务于中石油、中水电、喀土穆炼油厂等大型中资企业以及苏丹大型超市，已然成为苏丹中资企业最大的后勤供应商。

　　此后，随着2011年南北苏丹分治，80%的石油资源被划归南苏丹，苏丹力求通过恢复农业，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此时，棉花种植产业进入当地政府的视野。在范传钊看来，这是一大机遇。

　　“苏丹政府为此下了很大决心，还曾派农业部部长组织农业部高层官员考察团，专门访华讨论农业合作开发的相关事宜。其中专程到滨州考察棉花种植产业链，并决心把中国棉花从制种、种植、加工全产业链的设备引进回苏丹。”范传钊说，苏丹政府鼓励国外政府和个人到苏丹投资农业，对有一定规模的投资意向方可提供使用期限为60年的土地。此外，还允许中国企业将生产的农产品运回本国，并减免关税;对在该国农业领域进行投资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外国人，在人员入境和居留管理、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缴纳等方面都给予一定优惠。

　　在范传钊的努力下，丰惠公司与苏丹政府签署了棉花种植合作协议，在位于苏丹中北部的南科尔多凡省，租用面积达36万亩的土地进行棉花种植，租期为10年，总投资达6000万美元。不仅如此，在海外农场的带动下，还促成了包括魏桥纺织、侨昌化学在内的多家当地企业与苏丹政府签订农业合作协议。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投资，农业投资在海外尤其是在农业发展落后的非洲国家更受欢迎。”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部门总经理金顺荣认为，发展海外农场可以帮助这些地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建立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比投资铜矿等自然资源更为当地人接受。

　　海外农场：买地容易种地难

　　据悉，乌克兰未来将向中国提供300万公顷农田，主要作为粮食与肉类的生产地，此举被称为近期中国公司向海外扩展耕地的最重要的一步。据了解，该合作总投资额预计将达26亿美元，这一投资也将使乌克兰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农业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商氏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曾出资2600万元在乌克兰开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加工。其负责人表示，借此契机，目前正同乌方寻求新一轮合作，未来有望进一步扩大在乌海外农场的种植面积。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农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这其中有机遇，更有来自多方的挑战，能否将海外农场变为真正的投资沃土，主要看投资方能否趋利避害。”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村经济分团团长高焕喜表示，尤其在棉花种植、大棚蔬菜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近年来山东省不乏一些中小涉农企业尝试在俄罗斯、乌克兰以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开辟海外农场，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败的教训。

　　“除了廉价的租金外，海外农场一方面可以实现大面积、机械化操作，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农作物产量;另一方面，在巴西、澳大利亚、美国等地投资农业，还可以学习该地领先的农业科技，同时实现反季节性生产，保障国内产品供应，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说。

　　尽管海外农场具有种种诱惑，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农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初来乍到的国内投资者首先要面临全新的政策环境，政治风险是海外农业投资企业所面临的首要难题。

　　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农业用地价格相对低廉，农场主可以领取丰厚的农业补贴，但农场主需每年向政府支付高额土地税，税款约为政府评估地价总额的1% 至3% 。二者相加，成本陡增。无独有偶，加拿大农场购地费用同样低廉，但其财产税负担较重。

　　高焕喜表示，农业关乎国计民生，因而在任何国家都极具敏感性。国内企业在进行农业投资前不仅要克服语言上的沟通障碍，还应先行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当地的市场环境、风俗习惯等，不能只看到土地廉价便盲目介入，否则可能遭致亏损。

　　郑宇洁表示，投资者应当谨慎、客观评估海外投资的各方风险。随着海外务农的增多，国内可以考虑建立一些行业协会或者组织，为企业遇到难题时提供必要的支援。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前期因租地、采购大型机械等投资巨大且回报周期较长，因而资金短缺也是一些中小涉农企业进行海外农业开发不容忽视的瓶颈之一。

　　链接

　　“海外农场”的土地政策

　　巴西

　　按照规定，外国人购买超过100公顷土地，必须由巴西国会批准通过。之前，由国会批准的限额是5000公顷。此外，新法令特别规定，外国人购买土地不能超过每个乡镇可用土地的25%。

　　在巴西买地后，每年至少还要交纳1%的土地税。如果土地价格涨势不好，加上税费和管理成本、空置成本，有可能亏本。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土地分为国有和私有两种，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可通过拍卖形式购买政府土地或私人土地。但买地后2年内必须开发。土地出售以后，政府收取地价税和服务费，用于社区的清洁、垃圾处理及上下水道的维修，负责开发的企业首先要将房屋的设计图、施工图及其有关细则送在当地区政府批准。

　　英国

　　英国共有约2428万公顷土地，但是7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中。在英国买地必须贷款，英国政府不允许全款支付。购买土地后的用途和利用密度等需要政府许可。英国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分中央税和地方税两大类。

　　美国

　　在美国，私有土地占总量的58%，土地所有权分为地下权(包括地下资源开采权)、地面权和地上空间权(包括建筑物大小、形状等)，这三部分权益可以分别转让。私地买卖手续十分简单。但是美国联邦法律对“非美国居民外国人”的房地产遗产税高得惊人，任何超过6万美元的资产要被课以35%-45%的税收，还要加上地产税和各种管理支出。“美国公民”、“美国居民”、“绿卡持有者”、“非美国居民外国人”在法律角度是需要严格区分的概念，很多从中国来的购房者，大多属于“非美国居民外国人”。

　　新西兰

　　外国投资者如占用一定土地，或欲取得、掌握属于新西兰“重要财产”的控制权，须先经外资管理委员会审批。但审批程序较简单，政策也比较宽松。对土地使用和“重要财产”定义为：外国投资者占地面积超过5公顷或土地价值超过1千万新元;外国投资者占用敏感地域(如海滩、受保护湖泊及特别岛屿、国家保护和保留地以及对毛利人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等)超过0.4公顷。但是新西兰一般不鼓励海外公司或外国居民购买农业土地进行农业活动。